如何理解「台灣特色」的轉型正義(上)

如何理解「台灣特色」的轉型正義(上)
二二八的轉型正義,平常在報章雜誌或電視上談論很多,但對於在學院裡做相關研究的人而言,腦中其實有著不一樣的拼圖。事實上要理解二二八,並不適合一頭就栽進受難者的遭遇,應該要有一點抽離,要去理解時代的背景,包括整個台灣戰後史,或是相關的中國近代史,乃至於二戰的歷史,都有必要去理解。



二二八發生在大戰結束、政權替換的時候,本來台灣是被日本統治半個世紀,後來經過開羅會議,終戰後變成所謂的「回歸祖國」,以致造成一種落差與衝突。到底當時死多少人?事後當局如何處置?對台灣社會影響如何?美國的角色是什麼?實牽涉不同領域的專業。



從戰後台灣地位說起



戰後初期,1945至1949年,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已經實際接管台灣,因此美國認為台灣是中國的。這從葛超智(GeorgeH.Kerr)的FormosaBetrayed(《被出賣的台灣》)可以看得很清楚。《被出賣的台灣》主軸是在談二二八事件的一些經過。所謂被出賣,指的是被美國出賣。



葛超智基於對台灣的感情,以及對歷史的認識,認為戰後美國這樣做是對台灣的一種出賣。他認為美國不該那麼草率地根據開羅會議公報,沒有經過台灣人民的考慮,也沒有一個過渡時期,就把台灣交給中國。一般戰後殖民地的歸屬問題,通常要有一個託管階段。



所謂的「託管」,是在聯合國監督下的一個過渡時期。這個託管階段是要讓大家冷靜,在沒有任何壓迫和干擾的情況下,由人民進行公投,來決定它的歸屬,這是聯合國對於戰後殖民地歸屬的一個比較正規的處理方式。



照理而言,戰爭還沒結束,不能因為某幾個巨頭就來開個會議,就承諾戰後如何分配土地,這樣就太粗魯橫暴了,可是二戰當時台灣所遭遇到的現實就是如此。



至今有人認為美國是(台灣的)主要佔領權國,擁有台灣主權等等,我認為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。如果我們去看美國的檔案,就會瞭解美國政府內部是如何討論台灣的情勢。



美國一再說對台灣「沒有領土野心」,他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,等到二二八事件發生,以及1949年國共內戰告一段落、國民黨被打敗以後,美國才重新考慮:台灣如果落入紅色中國的掌控之下,對美國的安全防衛將成為一個大問題。



因此麥克阿瑟(DouglasMacArthur)將軍強調要保住台灣,接著國務院方面,擔任杜魯門總統(HarryS.Truman)特使的杜勒斯(JohnFosterDulles)周旋於同盟國間,草擬舊金山和約草案,這時美國才把台灣、澎湖的歸屬問題做一個技術上處理,只講「放棄」(renounce),不講歸屬,這就是後來所謂的「台灣地位未定論」。



台灣地位未定論



有些人很難接受我們「國家」地位是未定的,甚至把主觀的嚮往和(現在)應該怎樣與(過去的)事實混淆,然而戰後和平條約對台灣的處置就是未定。當時美國雖然支持國民黨政府(中華民國)在聯合國擔任常任理事國,這是冷戰局勢下符合美國利益的安排,20年後畢竟撐不住了,1971年10月聯合國讓中共取得中國代表權,蔣介石說的「退出聯合國」,實際上是「被逐出聯合國」。



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後,台灣在國際上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存在,包括2017年世大運在台北舉行,名號叫做「中華台北」,也是這麼來的。你若是聯合國的會員國,要參與國際組織或活動是理所當然,你若不是的話,會被秤斤論兩。像奧林匹克運動會,就是根據1981年的洛桑協議,確認我們可以參加,但名號是「中華台北」,這就是所謂的「奧會模式」;世大運不是奧運,但也准用「奧會模式」。這樣的模式,保障我們可以參與國際重要的賽事,但參與的名號就不能觸犯大會規定的名稱、會旗等原則。







「中華民國」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後,台灣在國際上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存在,

包括2017年世大運在台北舉行,名號叫做「中華台北」。圖/民報資料照




既然對岸才是中國,台灣不是中國,但名號卻是「中華民國」,這不是很奇怪嗎?所以有一部分的獨派人士主張趕快把「中華民國」丟掉,但這是把問題給簡化了。名號的問題是原因也是結果,你不可能片面地把名號改了,然後就可以加入國際社會,如果名號改了,就很可能引發戰爭呢――雖然討論這事的時候扯到戰爭和飛彈很令人討厭,但這是必須面對的狀況――我們不能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,建立新國家不可能不付出代價。



回顧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



最近有朋友告訴我,「你們歷史學者不斷地想看檔案、要求儘快全部解密,但你們知不知道很多白恐的判決書裡,那些審判官、檢察官的名字常是假的,聽說很多都是化名,這樣我們知道姓名有什麼用?」這確實令人洩氣,但我轉念一想,如果我們連蔣介石、彭孟緝、柯遠芬這些應該負責任的「大頭」都不去追究,那麼去追究這許多用假名的人又有什麼意義?



當年警總做了判決以後,如果是比較重大的案子,國防部會送到總統府來請示,這是軍法審判的體系。總統府裡面通常是由參軍長、秘書長呈給老蔣,老蔣再做批示。



以雷震案來說,他明明是國民黨內的要員,在國共內戰時期,負責政黨協商,但來到台灣以後,因為主持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,跟胡適、殷海光等來自中國、有良心的外省知識份子在一起,他們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理想,就是「自由中國」。他們認為共產黨佔據之後的中國,是一個不自由的中國,既然國民黨政府逃難來到台灣,應該要像越王勾踐一樣,臥薪嘗膽,以恢復中國的自由為理想,所以他們在50年代的台灣非常在乎人權,敢去抗議警總。



他們認為,如果國民黨幹的事情跟共產黨一樣,那麼何必反共?如果不接受共產黨已經拿到天下的結果,還要去光復大陸,就要先在台灣實踐「自由中國」,所以他們要確保台灣的人權和自由。



雷震以身試法



雷震當時真是以身試法。我們從黃杰將軍任職警總的日記,可以知道1960年9月3日中午蔣氏先予召見,「垂詢田雨專案」,最後指示「本案即依擬定之行動計畫執行,時間為1960年9月4日上午3時開始行動。」(雷震與傅正等人於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。)蔣介石連這種細節,也親自下條子。在這之前,蔣介石好幾次就想處理了,但因胡適撐著。



胡適在美國常常寫信回來,透過陳誠等黨國要員表達意見。資料顯示有時候某一期《自由中國》本來要被停刊,但因陳誠副總統的意見而放他們一馬。為何陳誠會這麼做?因為胡適關說,《自由中國》才能撐10年。



但到了1960年終於挺不住了。因為蔣介石總統要三連任,必須修改臨時條款,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就寫文章批評,胡適也站出來反對。加上組織反對黨的行動緊鑼密鼓,所以蔣介石不再忍受,只是處理的時候,也設法找了一些理由。



1960年10月8日在判決前幾小時,蔣介石在總統府主持開會,商討雷震案,其中陳誠副總統主張採丙案,汪道淵局長主張採乙案,谷鳳翔秘書長主張採甲案,結果蔣介石當場指示,雷之刑期不得少於10年、「自由中國」半月刊一定要撤銷其登記、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。如果是一般的民主法治國家,在還沒宣判之前,總統怎麼可以下指示?用今天的流行話來講,這不是獨裁,什麼是獨裁?



權力的分立與制衡,是民主政治的ABC,也是保障人權的必要條件,可是戒嚴時代的台灣,蔣介石一人可以指揮黨政軍特以對付一家雜誌和幾個讀書人,政治犯的刑度高低要由他來准駁,所考慮的也是政治效果而不是法律證據。這就是活生生的獨裁統治和白色恐怖。



不徹底的政治轉型:從解嚴到民主化



台灣要如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,不再受到(前述——中華台北)這種名號問題糾纏,還有一段長路要走。我們今天雖然經過政黨輪替,民進黨完全執政,可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為什麼處理起來拖泥帶水?原因一方面是還沒有特別立法,一方面則是社會觀念問題。



例如黨產會與國民黨打官司,還是勝敗互見,可見一些法官在看待黨產這件事情時還是缺乏轉型正義的觀念。要之,所謂台灣特色的轉型正義,不能說沒有做,是有在做,而且做了一定的程度,但它的困難在哪裡?為什麼會有這些困難?這是本篇導論想要探討的主題。



簡單地說,主因是台灣在解嚴之後的政治轉型是不徹底的。



解嚴是在蔣經國總統的任內發生。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,李登輝繼任總統是根據憲法規定,但實際的權力還是掌握在郝柏村、李煥這些人的手裡。1990年改選的時候,李登輝竟然提名不見經傳的李元簇作為副總統候選人,雖然他也當過政大的校長,但黨內的那些要角很不以為然,所以就有另外的提名之爭,即所謂的「主流、非主流之爭」。



那時候「非主流派」主要有郝柏村、蔣緯國、陳履安、林洋港、老國大代表滕傑等等,他們推出林洋港和蔣緯國。但過程中「林蔣配」也曾經發生動搖,據《蔣緯國口述自傳》說,蔣緯國去了一趟美國回來,突被郝柏村告知與林洋港搭配的事,「我們現在換履安了」;接著3月6日晚上在陳長文家裡有一場重要的會議,林洋港坦白說:「我能夠爭取120票的連署,完全是緯國先生的關係,假定他不來,我沒有票……」所以結果還是恢復林蔣配。蔣緯國對於郝柏村這種「呼之則來、揮之則去」的態度頗有微詞,而且他對於李煥也看不起。雖然恢復林洋港配蔣緯國,但能不能獲勝是另外一回事。



李登輝掌權的年代







前總統李登輝。圖/邱萬興



在國民黨臨時中全會上,為了起立表決或是秘密投票決定總統候選人,爭論不休,但起立表決過關以後,林洋港就知道失敗了,因為起立表決的話,大家都看得到,敢去公開違逆「主流派」的應該不多,如果用秘密投票,就可能會被翻盤,所以真的很驚險。李登輝當然不是省油的燈,他只是在蔣經國時代很謙卑,板凳坐三分之一,講話非常客氣禮貌等等,而且每次和蔣經國見面談話,回去立刻作筆記,所以張炎憲擔任國史館館長的時候,曾經做了李登輝的口述史,其中一個副產品就是《見證台灣:蔣經國總統與我》,裡面總共有133頁的筆記。



李登輝顯然是有備而來,他從1984年擔任副總統之前,就已經跟蔣經國有密切的互動,比如他當台北市長時,開始的那個禮拜,蔣經國常常到李登輝家裡吃飯,告訴他什麼事情應該怎麼做,但過了那個禮拜就不來了,李登輝自己的說法是,「蔣經國覺得我可以了」。



大家知道李登輝是一位很有台灣味的歐吉桑,他幾乎沒有說過蔣經國的壞話,這一方面應該是知遇之恩,另一方面他接觸的是「晚年的蔣經國」,他對於台灣的民主化,有做了一些正面的事。只不過如果要評價蔣經國的一生,是另外一回事。



李登輝先生發表《見證台灣:蔣經國總統與我》這本新書時,我雖然有事沒能去發表會現場,但我在《自由時報》寫了一篇短論,強調李登輝講的是晚年的蔣經國,否則他也承擔不起,蔣經國明明在白色恐怖的時候做了很多不好的事,你怎麼替他背書?要之,比較受台灣人感念或是被李登輝肯定的,應該是80年代的蔣經國。



李登輝在蔣經國的栽培和支持之下脫穎而出,一些非主流派都說他老奸巨猾、很會隱藏。但你如果從正面來看,他其實是具有日本德川家康的精神,就是「等待杜鵑啼叫」。雖然20、21世紀已經進入主權在民、民主法治的時代,但就權力政治來說,無情的權力爭鬥,不論古代現代、東方西方其實都一樣,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已。台灣人長期被外來政權統治,難得產生一個引領風騷、使台灣邁向民主的政治家,不一定要說到「出埃及記」,總是值得感念、珍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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